作者：宋怡明
除了消灭害虫和一些卫生运动，战地政务同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其他计划，目标是把金门居民改造成一群现代、文明、动员化的公民。如同前述的灭鼠运动，这些计划也是既通用又在地化的。
其中一项「正名」的政策，重塑了金门的地理。中国人长久以来认为一项政策的成功，跟给予其中的各种现象适当的名称有很大的关系。在金门，政府以数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正名。创造「文明的金门」的目标，与藉由为数个村重新命名以提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图互相靠拢。
有些村落名被认为过于俚俗而落后，因此改为较能引发政治意识的名称，例如「蚵壳墩」被更名为「复国墩」。有些村落名字被带有政治讯息的同音字或音近字取代：「陈坑」被「成功」取代。
1950年代中期的金门防卫指挥部司令官刘安祺解释道，这些改变是为了混淆敌军、建立士气。正名运动的对象也包含人名，1973年，洪龙眼改名为洪敏仪，洪大象也更名为洪大威。他们的本名被认为是不雅的，因此必须改掉。官方对于不雅姓名的定义相当广泛，举凡拟人化的、与农具或农产品相关的、因指称性或其他身体功能而带有粗俗意味的字眼，或是任何这类会容易引起困惑的同音名字，都必须替换。
与名字相关的政策是调节与规训系统的一部分，意图将金门的居民改造为现代、军事化、自我调节的臣服者。除了发起白色恐怖及民防组训任意处罚人民之外，行政拘留和管训以及刑法也包含在系统之内。
管训系统以个人和行为来划定可接受行为的界线，使得「应处罚之行为」的界定范围远远超越刑法的限制。此类行为包括阻挠或妨碍政府官员、造谣、诽谤军官或政府官员、姓氏不同之三人以上参与以犯罪为宗旨之结社、伪造诉讼案件、赌博、未付费潜入戏院或电影院、引诱女子为娼、掮客或允许娼妓寄宿民家、聚众饮酒，以及各种与军人的「不正当往来」，例如共谋取得并贩卖军用品，或趁军队移师时盗取物资等。这些法规不只针对行为本身，也针对犯行的「不良分子」——流氓、游民、惯犯。
而为了一网打尽，就连「非藉由拘留无法矫正其行为」的人也包含在内。上述行为，有许多是违反刑法的，而理论上行政拘留系统并不适用于触犯刑法者，因其应该由司法系统来审判、量刑，但两者的界线在当时却相当模糊而反复无常。
一位战地政务时期的高官说：「在J严时期，金门的每位居民都由司令官管辖。他，或者是副村长，会决定你是不是有罪，如果他们认为是，你就会被关在警察局或被拘留。」有犯罪行为却没被控告，或在审判时获判无罪的「不良分子」仍可能在当地官员的命令下遭到拘留。拘留也因此成为「备用」的处罚系统，确保那些在干部眼中违反规定的人无法透过法律程序逃避处罚。
一旦村子里的官员判处居民行政拘留，警方便会将其移送至太武山上主要营区里一座高墙环绕的设施——明德训练班。
简而言之，「训练班」其实就是金门的军事监狱兼劳改营。该设施由军方营运，原本绝大部分的拘留者都是一般的军人。在劳改营内，军人与平民的界线变得模糊，因为管辖平民的官员不必提出明确的理由，就能将其拘留在军事监狱中。（然而在财政方面，军民的界线相对清楚，因为县政府会为拘留在训练班内的平民付一笔钱给军方。）
事实上，旧时的金门官员表示，那些被送到训练班的平民，违反的事项和被送到那里的军人如出一辙，特别是赌博惯犯、轻微罪行或不当得利等。在训练班里，居民被重新教育，并从事强制性的劳动。「重新教育」指的便是思想上的规训，而强制性的劳动则是无穷无尽的操练以及公共建设计划下的粗活。
跨越边界
对于其他人口的流动，这个边界则较不具渗透性。最悲惨的几个故事，都跟1949年后边界密防导致家人分离有关，这样的情况直到1990年代都几无改变。当然，这种分离在撤退台湾后很常见；金门人因为长期旅居海外，对此也相当熟悉。
由于金门和大陆的地理位置邻近，如此的分离特别辛酸惨痛。我提到了吴采桑的故事：1949年10月17日，他妈妈要他到厦门买花生油，却因为城市沦陷而困在那里，一困就超过四十年。类似的案件有数百例，甚至数千。
另一种与中国大陆沟通的方式是透过金门的渔夫。他们在边缘地带工作，跨越边界，成为特别管制的对象，政府使用比一般居民更为严密的监督系统来管制他们。约在1950年代中期，金门无法继续全面禁止捕鱼，虽然逐步开放渔业，但仍有许多限制。老渔人洪荣壁先生回想早年补鱼时的艰辛：
我们通常跟着潮水涨退活动，但在1949年以后，我们必须遵守军队的时间表。沿海的开放时间是早上四点到下午五点，如果你没有准时回来，就会被他们质问，我们的船只每晚都必须拖上岸，而且桨和舵都要锁在检查哨，做钓饵用的贝类或沙虫必须在日出前取得，如果我们太早到岸边收浅水鱼网的话，就必须闪躲检查哨的探照灯，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1961年美国记者访问一位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渔夫，他说公社干部每晚都会收回所有的桨和舵。他趁公社成员正参与一场关于「制造战争的美国人」的大型会议时，偷走并私藏船桨，这是他逃向自由的第一步。
年纪较长的渔人仍不愿承认他们和大陆人在海上有任何的联系。洪荣壁说：「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共产党的船只，但我们不敢接近他们。我们正受到监视。总之我只在近海捕鱼，所以很少遇见他们。」
但有一次他告诉我：「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偶而会跟大陆的船只买鱼。但我们的鱼比较新鲜，卖的价钱也比较好。他们的鱼看起来不新鲜，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当防腐剂，所以这种行为并没有持续很久。」
虽然这在渔人之间仍是禁忌话题，但军队和战地政务体制将渔民视为对大陆同胞政治宣传的方式和搜集敌方情报的目标。
1970年代早期发行的手册指导渔民，假若他们在海上遇见大陆海军舰艇，他们要「利用这个对话的机会告诉敌方金门的繁荣盛况，同时询问大陆的情况。」
如果不幸被抓或被质问关于金门的情况，渔民应该「指出人民的繁荣、自由和安全感，叙述军队如何爱护保卫人民，且一切都比以前来得好。」如果他们遇见大陆渔民，则要「友爱地欢迎他们，说明我们幸福快乐、安全自由的现况。把握机会刺探敌情，并鼓励他们投降（换言之，背叛）」。
第三种沟通方法是直接的宣传。这种方法的核心问题，也是信息流量的控制与管理。双方用完全相同的招数：扩音器、电台广播、气球、浮球和宣传弹。
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据说金门架设世界上最大的扩音器，日以继夜地广播。大量的氦气球和装满宣传物资的浮球从金门施放。到金门参访的外籍访客常会拍到施放物资、气球的照片，显示他们正为反共付出一己之力。
金门在每年夏天放出数以千计的浮球，因为这时候的洋流会将浮球往中国大陆的方向冲去。除了宣传物资，浮球内还装着食物、衣物、香烟、肥皂、玩具、手表、收音机等所有他们认为大陆缺乏的物资（金门对面的大陆居民曾告诉我，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是为了诱杀，而且里面的食物有毒）。
宣传单上的内容多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繁荣与进步；自由世界的活动；义胞（叛逃者）回到台湾的生活条件。」留存下来的例子，还包含台湾流行女歌手带有光泽的照片。类似物资都密封在宣传弹里。空心的大炮弹壳，设计要在空中爆炸，将里头的素材洒落地面。
军事化早期，金门物资严重短缺，宣传浮球也时常乱漂。根据洪荣壁所述：「我们会捡浮球，拿走里面的毛巾、牙膏、内衣裤和饼干，然后把容器和宣传单丢掉。」他让我看了棚内乱摆的容器之一，说：「它就长得像这样，用蜡密封，这样水就不会跑进去。」到现在，许多老渔夫的家里都还可以找到这样的容器，通常有打洞且系着一段绳子。渔夫一般用它们作为装鱼网或陷阱的浮球。这是金门人操作地缘政治政策相当具体的例证。
金门也是对岸的宣传弹、气球或浮球的接受方。1980年代早期，除了宣传单外，里头的物品包含录像带、风筝、球、公仔和季节性水果，比如中国西部有名的哈密瓜。跟大陆干部告诉人民来自金门的政治宣传物品可能有陷阱一样，金门政府也警告人民来自大陆的物资有毒。
关于宣传单的基本政策在1962年提出的一系列规范中订出：军民不阅，不讲，不传，不藏，片纸不见，只字不漏，彻底搜检，迅速呈缴上缴处理。」金门人民交出了大量宣传单，1975年到1978年间，每年共交出超过一百万张的宣传单，平均大约每人交出二十五张。虽然交出政治宣传物资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很多政府办公室的员工都只是意思一下，根本没有尽力，1978年接近两百万张宣传单到了金门，民政科却只交出一张。相较之下，这种运动在校园里的成效非常高。同样在这年，两所小学交出超过五十万件物品。老师鼓励学生捡这些宣传单，交最多的可以得到小奖励，这是金门整体少年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一部分。我们在第九章会看到，小孩子有兴趣捡宣传单和宣传弹的弹片，不只是因为可以得到老师的夸奖，还能拿去卖，挣点零用钱。
金门边界渗透和模糊的危险性，以蛙人（俗称水鬼）的象征表现出来。
敌军的蛙人不单只是种想象而已；对岸确实有潜入金门的意图，但要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感兴趣的部分可说是「蛙人形象的政治工作」。也就是说，金门人谈到蛙人时都说些什么？人们相信蛙人是常客；据流传说法，解放军蛙人训练的毕业考就是要游到金门带回一个纪念品。「如果你带回一颗头，你就是（班上）第一名；如果你带回一个罐子或海上漂流的东西，你就是最后一名。」蛙人在军事任务中索取的战利品便是受害者的耳朵。敌军蛙人有时被拿来解释海岸巡防点上反复无常的动静。
「有一次蛙人过来杀光了碉堡内的整队军人。军队隐瞒事实，但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整个单位都被蛙人破坏，军队便会用混凝土把碉堡封起来。」蛙人的形象，帮助军队掩盖其他丑陋的事实。
在1949年前，有多次重大的共党军队渗透，而在1949年后也有一些广为人知的间谍活动。如果把金门发生的破坏事件或是夜空里亮起的信号弹都想成是蛙人做的，比想成任何其他可能情况都来得令人安心。
蛙人的危险性，也被用来解释意外事件，比如夜里迷路的军人误闯沙滩而遭到射杀。蛙人的形象很模糊，因为金门也有自己的蛙人，他们在官方纪录中却是英雄。
正如解放军蛙人训练的毕业门坎是要能在金门上岸，我们的蛙人也必须登陆厦门。一篇广为流传的、关于金门蛙人训练且完成最终任务的故事，反映出双方的雷同。
故事中，他们在海床上前进，碰巧遇见也在进行相同任务的解放军蛙人，正准备登上金门索取纪念品。双方马上察觉情况，远离对方，继续完成各自的任务。因为边界可渗透，敌方蛙人的政治工作最终成为危险的象征，以及需要随时保持警觉。可以说，不是因为有蛙人才有危险，而是因为有危险才有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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